“这么苦是为了什么？”“敦煌”
“我在那里锻炼了我的生命。”
——常沙娜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地方令人神往，
那里，或许有美好的地貌风景、深厚的人文底蕴，
或许，仅仅是因为一腔热血。
对于祖籍杭州、生在法国、学在美国的常沙娜而言，
理应有无数值得她神往的地方，
但横跨数十载，却只有“那里”，
令她愿守护一世、终此一生。
那个地方，叫做敦煌。
1931年，常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
父亲常书鸿是赴法留学的年轻中国画家，
母亲陈芝秀则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
听上去，在这个浪漫之都，
常沙娜几乎是含着艺术的金汤匙出生的。
1933年常莎娜与父母在法国巴黎的合影
事实也是如此，
她不仅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圈子的宠儿，
更是著名雕塑家王临乙、油画家吕斯的干女儿。
徐悲鸿到巴黎办展览时亦曾到她家做客。
衣食无忧地长大、成为一位艺术家，
那似乎是她既定的人生道路。
但人生若能预测，
数千年来便也不会有那么多风云变幻。
常书鸿《画家家庭》1935年
这种生活，在1936年发生了重大转折，
父亲常书鸿在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敦煌石窟图录》，
后又在集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掳去的大量唐代绢画。
“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他如此形容当时的感受。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在法国的一切，
回国寻访那富藏着千古珍宝的秘境——敦煌。
1937年，常沙娜和母亲漂洋过海归来，
但还未到达北平，七七事变爆发了。
年仅六岁、丝毫不懂中文的常沙娜和母亲辗转多地，
经历了浓烟烈火，度过了重重波折，
终于和父亲团聚。
常沙娜在凤凰山当地上了小学，
还学会了地道的四川话，
生活日趋安稳，
但父亲对于敦煌的牵挂，却从未释怀。
卢沟桥
1942年，第二次转折发生了。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一心向往敦煌的常书鸿被荐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出任首任所长。
1943年，常沙娜跟随着父母从重庆出发，
颠簸了数十天后，终于见到了父亲心中的圣地——敦煌莫高窟。
寒风凛冽、满目黄沙，
沙娜的名字其实是取自里昂的一条河“La Saone”的中文音译，
却在冥冥中，
真的开启了与“沙”的不解之缘。
莫高窟
常沙娜虽然吃面包、喝牛奶长大。
但面对缺水严重，甚至不能洗澡的环境，
却丝毫不觉困苦。
唯一打击到她的大概是：
1945年春天，母亲选择了与父亲脱离夫妻关系。
生活的艰苦、丈夫对敦煌事业的执着、信仰的矛盾……
一切的一切，令母亲心中充满苦闷，
也终于在那一天爆发。
母亲走后，常沙娜的生活不再有母亲的影子，
只是懂事地对父亲说：“爸爸说什么，我都一定听。”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弟弟常嘉陵在莫高窟内（图：人民画报）
之后，除了照顾弟弟和偶尔的上课，
她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千佛洞里。
面对着五彩斑斓、神圣而梦幻的壁画，
在那里练字、学习美术史，
但做的最多的，还是临摹壁画。
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
常沙娜把这段岁月定性为“没有学历的学业”，
她的艺术之路，也由此开启。
女供养人（五代61窟） 作者：常沙娜 创作年代：1946 规格：159.5×62cm
1945年，抗战胜利。
但敦煌研究院却陷入了经费停发、研究人员纷纷返乡的窘境，
常沙娜与父亲在兰州举办了一场“常书鸿父女画展”，
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一位来华支教的加拿大籍友人叶丽华女士提出愿资助沙娜到美国深造，
常书鸿反复犹豫，
终于还是在三年后，将女儿送往了美国。
燃灯菩萨（初唐220窟）作者：常沙娜 创作年代：1947 规格：51×40.5cm
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
常沙娜学习了系统而全面的西方美术教育，
但她丝毫没有忘记祖国。
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
回国之心也越发强烈，
终于在1950年12月，她努力打工，买好了一张三等船舱的船票，
甚至等不及拿到学位。
1950年，常沙娜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回祖国途中（图：人民画报）
回国后，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上，
她遇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并且在梁先生的建议下，留在了林徽因的身边，
在敦煌图案方面做些配合性的工作。
于是，常沙娜在无任何正式学历的情况下被破格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助教，
并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将自己熟悉的敦煌艺术元素用于工艺设计。
那时她才二十出头，
设计的作品却已经逐渐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
1951年 在林徽因先生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灯座、盒子、和平鸽大盘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
常沙娜日夜奋战在图纸上、工地里。
对于婚姻，始终没有那么专注，
22岁时，她经历了第一次婚姻，
却令她绝望地草草以协议离婚收场。
十年后，她与访日时结识的翻译崔泰山再婚，
婚前约法三章：
一不生孩子；二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
常沙娜与崔泰山的结婚照（图：人民画报）
就在她终于品尝到爱情的甜蜜时，
黑暗来袭，她被批斗为“资产阶级小姐”、“修正主义黑苗子”。
万念俱灰中，唯有艺术慰藉着她的内心。
1971年，在农场下放的常沙娜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画笔，
虽然只是画些土豆花、花生花，
但她依旧感受到了无尽的幸福，
那是自由的气息。
文革后，她终于安然回京，
并以45岁“高龄”平安生下了儿子小晖。
八树(花椒树) 作者：常沙娜 创作年代：1975 规格：30×21.5cm
1982年，她被擢升为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
但“当官即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的担忧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所以无论工作多忙碌，
她时时告诫自己：不能忘记艺术。
为此十五年间，
她坚持在染织系上课和参与设计项目。
中央工艺美院旧址
常沙娜给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学生上图案课，进行作业点评（图：人民画报）
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
曾在给常沙娜的一封信中说：
“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
常沙娜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
因此，在她的设计中，处处透露着敦煌的气息。
1958年，常沙娜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
负责宴会厅室内及外墙的设计，
她巧妙参照敦煌唐代图案的风格，
赋予自己的设计以富丽的唐草风韵。
1997年，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
由她主持和设计。
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看似简单，取材于最日常的生活。
但含苞欲放在维多利亚湾的香港会展中心广场，
与庄严的五星红旗、绚丽的香港区旗相映生辉的那一刻，
却展现出了最辉煌的气魄。
1997年，中央政府赠送香港的纪念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晚年，老伴病逝和乳腺癌的折磨，
她都努力挺了过来。
她说：“人生就是这样，要面对现实，要乐观。”
不仅不消极，常沙娜还一直忙碌着与敦煌有关的工作，
“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绘画、图案教学和设计，都与敦煌密不可分。”
敦煌，已经融入她的骨血里，
写在她的灵魂上。
以敦煌装饰图案为元素设计的景泰蓝罐（2015）
而现在，这位耄耋之年却依旧优雅的老人最关心的，
依旧是如何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的血脉。
她反对超短裙、反对搞怪的建筑，更反对追求时尚而忘记传统的行为，
有人说她太过保守，她毫不客气地反击：
“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
她从里到外都‘洋’过，所以更知道要选择什么。
在名艺术家圈子和浪漫之都成长、
因为一场展览，有了免费的出国留学机会、
得到大师梁思成、林徽因的赏识与指导、
年纪轻轻便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在艺术之路上，常沙娜似乎格外受到命运的眷顾，
然而，在人生之路上，她却也经历过许多挫折与伤痛。
所以，她总说：“什么都是辩证的。”
谁也不能确定，如果当时常书鸿没有因为一腔热血而回国，
常沙娜的人生是否会更顺利。
她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
常书鸿泰然作答：
为的是保护好这些在荒烟无际戈壁滩上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
不让伯希和之辈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所以说，一切看似偶然的背后，
其实总有一个必然的原因。
而对于常沙娜而言，这个“因”，
或许便是对父亲的爱、对敦煌的爱、对祖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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